[11]但是与理论界对宪法解释热切关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宪法解释的法定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却并未作出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宪法解释。
任何游离于宪 政体系或与之不兼容的行为、组织或者原则都当 然地属于违法范畴。结果所谓的 非法性问题就在于西方社会不愿接受中国的分权原则，中国式分权的核心是行政系统和政治系 统各行其是，但是统一于共同的意识形态框架 下。
作为党内反腐的主要机构，中纪委直接隶属于中央委员会。2.双规合法性的中国理论 在中国，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些从历史性和必要性角度出发的观点也指出了双规的暂时性， 认为双规还存在着改革的空间。如此一 来，遵循宪法的原则就不仅仅是与党的实践相协 调，而是要求将党的路线的官方表达贯彻到行政 领域中去。所以，党纪、犯罪行为、腐败与国家组 织合法性的之间关系，成为双规相关的问题焦点。
尽管官方没有对 案件作出认定，但是关于案件的谣言在社会上广泛流传。20世 纪90年代，中国共产党纪律规则吸收了这条规则， 成为现在被普遍理解的双规。其次，对国有财产的规制不仅是一个宪法学上的问题，更是行政法学上的问题，宪法提供了一个规范的框架(如立法科学化、基本权利等方面的要求)，但具体的细节则需行政法加以补充，比如水资源和公共道路的特许和利用、国有企业民营化的程序和范围、自然资源开发中的公共考量等问题都需要存在一个完备的行政法教义学体系，而行政法的决定也需面向经济学保持开放性。
在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领域，经常被提及的问题是，为何自然资源需要国家所有？而时常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是否排除个体的使用？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是否意味着国家可以无限度地利用自然资源参与到经济收益当中？一般而言，将自然资源纳入国家所有的目的在于防止私人对自然资源的非理性使用，防止公地悲剧，实现国家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另外，从文本的变迁中可以看出，虽然五四宪法和八二宪法最终都未明确国家对自然资源加以利用的具体形式，但从1950年的《土地改革法》、五四宪法的最初草案中却可一窥端倪，即自然资源由国家经营，或者委托合作社经营，或者租给他人经营，这一条款最终从宪法文本中删除，虽然表明当时制宪者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具体模式并未有定论，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一种开放性，但却不能否认自然资源本身所具有的经营性特征。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在学界备受争论，对这一问题的解读同样需要上升至宪法层面，从而就自然资源进行宪法上的界定，并对国家所有所衍生的权利、义务进行分析。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是介于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
对国家所有条款的理解也需要置于这种宪法革命式变迁的背景之下。[52]因此，狗头金乌木案和风光立法案所涉及的并非是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具体规制问题，而是界定什么是宪法中的自然资源问题，但这两个案件甫一出现即引起学界的一片惊呼，并直接转向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探讨，而忽视了法条对自然资源概念的界定，不得不说宪法教义学的积累工作仍任重而道远。
一方面，《宪法》第13条的私有财产条款在宪法变迁的总体背景下意味着个体理性的彰显，而宪法中的国家所有条款的设立目的在于防止个体的非理性，因此这二者之间存在逻辑上的不兼容。对于国家所有之物而言，公共目的是附着于该物之上的，因此需要对于该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加以公法规制，而不论是由谁实际占有该物或者经营该物。在现有情况下，对国家所有条款的宪法解读对于弥补部门法之不足、逻辑不畅，填补部门法之漏洞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由此，就有必要强调宪法中国家所有条款对私法、行政法、经济法、甚至刑法中国家所有相关规定的辐射效力。而特别使用则必须经过行政许可，其使用目的在于经营，而非生活需要。
[42]因此，也有学者主张为避免‘私法和公法的双轨制或者‘双轨制理论的缺陷，应当建立独立的公共财产制度。并且国家凭借其政治上的优势导致市场竞争的异化以及经济系统自主性的受损，进而形成新的市场垄断，将国家所有与私有财产权结合而成国家所有权反而会间接起到推波助澜作用。进入专题： 国家所有 自然资源 宪法规范分析 。尽管从公法人的基本权利主体[7]角度无法直接排除国家作为基本权利主体的可能性，但如果从财产权的传统防御权属性与其社会功能的变迁角度来看，[8]宪法上的国家所有权将国家所有与《宪法》第13条的私有财产权结合在一起无论如何都充满了悖论。
税兵：《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双阶构造说》，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首先应确定的是国家所有本身作为一个类型，就宪法文本而言，国家所有条款散见在不同条款中，具体而言，可以从《宪法》第7条的国有经济、第9条的自然资源、第10条的城市土地、第16条的国有企业条款中找到国家所有的身影，这些条款并非散乱而孤立地存在于宪法当中，而是因国家所有从而具有共同的特征，并形成了一个特定的概念类型，因此需从这些条款中析出国家所有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和共同机理，而这就需要从文本、历史和现实等多重角度对之加以分析。
黄卉：《合宪性解释及其理论检讨》，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二、宪法变迁视角下的国家所有：类型化的处理 (一)静悄悄的革命(quiet revolution)：宪法变迁背景下的国家所有 从宪法文本来看，国家所有条款与第13条的公共财产条款更具亲缘性。
[14]关于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可参见刘瑞明：《国有企业的双重效率损失与经济增长：理论和中国的经验证据》，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然而，一旦市场化之后，自然资源所承担的公共任务不可避免会受到冲击，如何协调营利性与公共性之间的矛盾，是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在今天所面临的突出难题，过去三十几年的做法是通过行政命令授权国有企业垄断自然资源经营的方式解决，但国有企业从改革甫一开始便面临国家计划管控与企业自主经营之间的紧张关系，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未消弭这一紧张关系，反而因为市场化而激发出另外一个矛盾，即国有企业对自然资源开发的垄断经营反而加深了国有企业自身固有的顽疾，即国有企业运营本身容易出现的效率低下、权力寻租以及资源浪费等，这因此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即国有企业是否可以通过自身的结构调整而解决上述顽疾？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是否应向民营企业适度开放？对此问题，应置于国有企业的框架下加以回答，而鉴于国有企业问题的复杂性，对此问题需另行撰文。类型思维是与概念思维相对立而言的。修正的私有财产权理论与公共财产理论不同，对应的是迈耶所提出的公法上的支配权，在法律状态上进行兼容公私法的双阶构造，[40]其前提在于承认公物的私有财产属性，也就是说，在公物身上私有财产权和公共支配权是并存的，在公物所承担的公共目的之外，则该财产可根据私法规定进行处分，但公共目的范围内，公法支配权构成了对私有财产权的限制。[50]当然也有一些法律规定得较为详细，比如《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三)实践之要求 从中国宪法的文本来看，公共财产与国有财产并非等同，公共财产是国有财产的上位概念，除国有财产外，还包含集体财产，这与迈耶所提出来的公共财产和法国的公产概念更为接近，均为公有之财产，强调财产本身因为公有而附着的公共目的，防止其遁入私法。
就此而言，只有在公共财产的视野下才能既保证国有财产开发利用的效率和灵活性，又保证其公共任务的保持。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
然而，不能寄希望于通过宪法中国家所有的规定解决现实中的所有问题，几乎所有的宪法案件都首先是普通法律案件，受部门法规制，只有当穷尽部门法救济时或者只有当部门法规定本身存在漏洞或违宪之虞时，才能成为宪法案件，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通过抽象的宪法条款规避具体的部门法规定，为判决中的主观任意大开方便之门，从而造成宪法案件的泛滥和宪法权威的流失。从文本结构和制宪原意来看，国家所有应纳入到《宪法》第12条的规范体系中。
在通过宪法解释填补文本的意义内涵时，对文本的历史解读以及当下社会功能的分析就具有了重要意义。[44] 德国后来的主流理论基本放弃了迈耶的公共财产理论，而主要采纳修正的私有财产权理论，其原因在于公物的财产所有者与公法支配者之间经常不是同一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财产所有人使用公物与公法支配者(Sachherrschaft)使用公物之间的差异，因此，双阶构造理论就具有实践上的优势。
[12]甘超英：《新中国宪法财产制度的历史回顾》，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四)管制与市场：自然资源的营利性与公共性 从1950年的《土地管理法》到1954年《宪法草案》再到1954年《宪法》的正式文本这一变迁中可看出从建国时的《共同纲领》到1954年制宪所经历的一种微妙的变迁，即从承认并维持私人经营慢慢转向国家自身的经营，其背后所隐含的是从新民主主义思维向社会主义思维的转变。有学者在引进公物概念的基础上，又将公有之物区分为公有公物与公有私物，[47]这个概念区分不免又带来很多混淆，因为作为公共主体之国家和集体，国家所有即为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亦具有公共性，国家私产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概念，并不能成立。[16]H.-J.Papier,in：Maunz-Dürig (Hrsg.),GG Kommentar,Art.14,Rn.204ff.; G.Dürig,in:Maunz-Dürig(Hrsg.),GG Kommentar,Abs.Ⅲ Art 19. [17]K.Engisch,Einführung in das juristische Denken,10.Aufl.,Verlag W.Kohlkammer,Stuttgart 2005,S.45ff. [18]K.Larenz,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6.Aufl.,Springer Verlag,1991,S.19ff. [19]围绕延安黄碟案所产生的争论，参见朱苏力：《法理学者看黄碟案》，载中国宪政网2007年12月24日(http://calaw.cn/article/default.asp?id=3021，最后访问时间2015-03-11)。
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国家不能等同于政府，因此国家所有权不能限缩为政府所有权，应该从国家所有权中推导出政府的责任与义务。概念思维用之于法学，便产生出了逻辑涵摄(Subsumtion)的思维模式，[17]并因为法学中建构体系的必要性，而生出概念法学，[18]试图通过确定性的概念将社会生活中的所有相关事实都涵盖在内，并像自动贩售机一样，遇到相关案件，自动得出规范结论，这是一种法学科学性的理想。
2.判例法的必要性 立法再完备也会遇到无法涵盖的社会事实以及法律漏洞出现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通过判例加以填补，目前，国家所有领域的争议主要集中在私法领域，但根据国有财产的性质，国有财产的管理、经营和处分无处不涉及公权力，因此其争讼应主要体现在行政法层面，这就需要在国家所有领域形成完善的行政诉讼制度，建立起个体对公共财产的使用请求权(比如沿岸居民对水资源的利用)、私人对国有财产领域的行政许可、审批决定的诉讼以及国家对国有财产因承担公共义务而给予的补贴制度等等。之所以从财产和主体的双重角度对国家所有加以规制，其原因在于不同的国有财产具有不同的属性。
[6]无论采用何种论证模式，其目的都在于对国家公权力施加一定的限制，要从权利牵强附会地推导出责任，并且未能深入探讨基本权利的属性、宪法财产权的意义与功能以及国家所有条款在宪法体系中的地位(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概念和逻辑上的混乱。林来梵：《取水难题：菊花的困惑》，载《法制资讯》2008年第6期。
另外，在本文所规定的类型之外，还存在其他国家所有的情形，比如道路、桥梁、图书馆、政府设施等国有财产应如何实现在市场经营与公共利用、私法权益与公法规制之间的平衡，同样不能忽视宪法国家所有的价值辐射。尽管国家所有条款从制定之初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理念，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绑定在一起，其目的在于实现对国有财产的理性利用，从而实现社会层面的分配正义，但国家所有条款也不能无视八二宪法制定之后的社会变迁与宪法修改，随着市场经济人权条款的入宪和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私有财产权等条款的修改，宪法已经明确体现了三十余年来社会变迁的方向，即朝着自由竞争、市场化、私人自治与私人财产权的方向不断推动，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不断得以发展，并最终导致了经济系统从政治系统中分出，实现了经济系统的自主运行。(二)学理解释中的公共财产：与公物概念之异同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者将视野转移至公物。[13]在卢曼看来，经济系统的分出最重要的标志是货币的独立和一般化，其背后则是价格制度、私有财产制度等配套体制的建立，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逐步从完全的计划价格专项价格双轨制迈向价格的市场化，从而逐步实现了经济系统的相对自主性。
其次是虽有立法但缺乏可操作性，目前立法层面对宪法中国家所有加以具体化(Konkretisierung)[48]最为详细的是物权法，但物权法中的规定毕竟属于私法上的规定，而且缺乏具体的适用细则，导致的结果便是国家财产在多大程度上可进入私法领域、多大程度上受公法限制仍不明确，事实上，物权法对国家所有权的规定强化了国家对国有财产所主张的私法权利，使国有财产的公共义务反而弱化，虽然《公路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法律都有相关公法义务附着其上，[49]但对于如何履行公共义务、如何追责等相关问题仍缺乏可操作性。五、结语 上文对国家所有的规范结构和规范内涵进行了简单的勾勒，其目的在于防止今天中国众多国有财产进入到私法领域而丢失其公共义务和公法上的规制，也在于防止今天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宪法上的国家所有权而导致的逻辑混乱。
乌木案：2012年春节，四川彭州农民吴高亮在自家门口的河道边发现七根阴沉木(乌木)，最大的长约34米，直径约1.5米，当地政府认为该批乌木是地下埋藏物属国家所有，并奖励吴高亮7万元，后经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鉴定，该批乌木是金丝楠木，价值千万，吴高亮认为乌木应属自己所有。[26]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版，第226页。
[3]3)国家对国有财产的利用是否应受到特定限制？第一个问题解决的是宪法中国家所有条款的规范属性问题，是应纳入到《宪法》第13条的私人财产权范畴，还是应纳入到《宪法》第12条的公共财产范畴。关于卢曼的基本权利理论可参见李忠夏：《基本权利的社会功能》，载《法学家》2014年第5期。
